清末之前，小说大量使用官话白话，用非官话白话的纯粹方言来写作的则并不多见。其中，影响较大的有用北京官话撰写的文康的《儿女英雄传》、石玉昆的《七侠五义》，用扬州话撰写的邹必显的《飞跎子传》，用苏州话撰写的韩子云的《海上花列传》和张春帆的《九尾鱼》等为数很少的几部。而这些作品，仅在对白中才使用方言。比较常见的方言作品是南方的弹词，但也并非通篇都是方言。以吴音弹词为例，它在叙述和生旦说唱部分多用书面语，只有在丑角的说唱部分才用吴语口语。因此，虽然汉语的方言发音非常复杂，但是绝大多数都处于口语状态，没有采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。方言文献资料只保存在一些方言文学作品中，如方言小说、地方戏曲、民歌等。但其中的方言成分大多是不纯粹的，或者只是掺杂了一些方言词汇，或者只是人物对白使用方言。因为当时中国语言文字，无论是使用还是研究，重心都还在古代文献或书面语上。而传教士翻译的方言圣经，则是最好地保存了这些方言的作品。可以讲，有些方言圣经是这些方言为数极少的文字作品之一。
方言白话圣经是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大、范围最广的方言白话作品。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，白话圣经译本几乎已经蕴成了一个语言学的语料宝库。白话圣经已经构成了长篇大论、文体多种的典籍，形成了成篇都是某种方言白话口语的书籍。多种方言白话都有《圣经》译本全本，而一本圣经全本的汉字可以多达近100万字，形成了非常完整、成篇的语料。从语言的时段来讲，这些圣经译本几乎是同一时期不同地点的方言资料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涉及了最大的地域范围。因其都是对圣经的翻译，语言的内容和词句语句也呈现出最大限度的相同，易于进行方言对比研究，特别是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异同对比研究。从写作方式来看，白话圣经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文学形式，如对话、叙述、诗歌、散文等，远远超过了传统方言作品的文学形式。综上所述，我们可知，传教士的圣经白话翻译，在地域上覆盖了最广的范围；在语言分类上拥有了最大比例；在出版数量也占据了中国近代史之最。